惟新前沿
本期惟新前沿专栏将为大家带来我院蒋原伦教授在《文史知识》（年第3期）上发表的读书札记——《新序》《说苑》及刘向的施*理念。
《新序》《说苑》及刘向的施*理念
蒋原伦
01
读刘向的《新序》，其中有关于无盐女的故事，有趣而又令人惊愕。
无盐貌丑，嫁不出去，求见齐宣王，希望齐王的后宫能收留她，周围的臣子闻此事，莫不掩口大笑。齐宣王也算大度，见到她就先声夺人告诉她，寡人后宫可是嫔妃众多，还经常和她们一起听听小曲儿，你有什么绝活配享后宫呢？不料无盐可不是一般女子，而是高瞻远瞩的*治家，一番话说得齐宣王毛骨悚然，意思是齐国当下外有二难，内有四殆，危机潜伏，再不补救就国将不国啦！震得宣王幡然醒悟：“立停渐台，罢女乐，退谄谀，去雕琢。”又：“选兵马，实府库，四辟公门，招进直言，延及侧陋。”做到这些，故事基本可以收官了，最多就是奖励犒劳无盐女，或者再地道一些，宣王亲自出面保媒，给她配个郎君。但是情节的发展是谁也没想到的，齐宣王竟然拜无盐女为王后，此文的结局就落在“而国大安者，丑女之力也”。这无盐真是堪比管仲呀！
无盐的丑，不是一般的丑，按书上写的，“其为人也，臼头深目，长肚大节，昂鼻结喉，肥项少发，折腰出胸，皮肤若漆。行年三十，无所容入”。这不是自然主义或写实主义的描写，而是极尽渲染之能事的夸诞之笔。读到这里，颠覆了我对《新序》这部书的看法，此前，多多少少把它看成历史文献一类的著述，因为书中一篇一篇故事的写法很像《战国策》一类的历史典籍。且刘向是一位在整理和校勘历史文献和典籍上有很高成就的大学问家，在稽古钩沉方面，一定扎实又可靠。只是没想到这位“领校中《五经》秘书”的大学问家虚构起来的尺度也很大。
把《新序》《说苑》等当成历史文献看，这只是我个人的错觉，前人并没有搞错，他们早早就把这两部书归于子书，即以经史子集的分类来看，是属于个人著述一类的。所谓子书，是源于先秦诸子百家著书立说，自成其言而来。如《老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等等皆如此，只是刘向的这两部书，跟以上的诸子书不同，其中并不直抒个人的见解，而是将对皇上的规劝、对朝廷的针砭和历史材料混合在一起，所以，连唐代著名史学大家刘知几也有点含糊，将其当成历史著作来批评，否则他不会在其《史通》中专门提及刘向的一系列著述如《洪范》《五行》《新序》《说苑》《列女》《神仙》等，指责其“皆广陈虚事，多构伪辞”，刘知几认为“传闻失真，书事失实，盖事有不获已，人所不能免也”。但是接下来的批评就有点严厉了，他甚至怀疑刘向的人品，称其“故造异说，以惑后来，则过之尤甚者矣”，而究其原因“非其识不周而才不足，盖以世人多可欺故也”（以上均见刘知几《史通》）。刘知几对前辈的评判之所以如此严苛，还是因为把个人著述当成历史著作来看了。
虽说《新序》《说苑》等乃个人著述，但是刘向书中的不少内容并非自出机杼，大都是从各类文献中辑录整理而来，因为许多材料在其他先秦典籍中是可以互相印证的，即便是那些没有出处的材料，也未必全是杜撰，可能来自某些野史和小说家言，不过后人要真正区分哪些是刘向自己撰写，哪些是由辑录、编撰而来，很是困难。如下一则。梁楚边境处相邻的两块瓜地，梁国这边的瓜，由于灌溉充分，瓜的长势喜人（瓜美），而楚国的瓜地由于浇灌不力，瓜的长势不好（瓜恶），远不如梁国。楚国边民由羡慕妒忌而生怨恨，于是乘着夜色，越境毁坏梁国瓜地。梁国边民欲报复，却被梁国大夫宋就阻止，宋就的办法是令梁国边民每晚偷偷地帮楚人浇瓜田，所以楚国这边也“瓜日以美”。这件事最后为楚国边境的县令知晓而上报国君，楚王听了深感愧疚，遂与梁国结好，“故梁楚之欢，由宋就始”。故事的结局当然完美，只是可信度很成问题。这里不管是史料所载，还是刘向“自造”（刘知几语），既然收录到集子中，作者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即以德报怨，感化对方。虽然孔子有“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之说，但是冤冤相报何时了，毕竟化干戈为玉帛一直是先贤们的智慧。
02
有研究者认为，应把刘向的《新序》《说苑》作为“历史故事集”来看（见马世年译注《新序·前言》，中华书局，），这是比较中肯的说法。所谓历史故事，就是既有历史也有故事，说是历史，其中显然有不少虚构的成分，譬如史记中的《鸿门宴》，栩栩如生的叙述分明是司马迁的个人创作，但它也是历史书写的一部分，真所谓“文胜质则史”。说是故事吧，这些素材来源可能又有某些历史依据在，全非向壁虚构。这里的关键还不是这些书中的史料来源和个人“自造”的成分之比例各占多少，而是刘向的著书和一般的讲故事目的完全不在同一个目标和抱负上，既不同于后人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基本收录文人雅士的言行轶事，以传播某种高雅旷达的趣味，也不同于干宝的《搜神记》，广泛搜罗神奇怪异的民间传说。刘向专门挑选或辑录的大都是跟国家的治乱兴亡有关的故事，所以是汉代以前的众多典籍中比较特殊的两部书，感觉像是小型的《资治通鉴》，其所辑录的几百个故事和篇什，围绕的主题涉及社会*权结构的最主要方面：为君王的当是圣明君主，亲贤臣而远奸佞，广开言路，从善如流，且不能奢靡无度；为臣子的应该恪守臣道，不仅要忠于职守，勇于任事，还要能举贤人；为士君子则要敬慎修身，仁义皆备；等等。
如果说在《新序》中，作者还是以“杂事”的体例来编撰，主题还不够集中，到了《说苑》，作者的意图则在体例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所以内容的安排从“君道”到“臣术”，从“立节”到“贵德”，从“*理”到“尊贤”等等，修齐治平的方方面面均有涉及。按照今天时髦的话来说，书中汇集的大都是与“治国理*”相关的篇什，所以清代有学人称刘向的著述为“谏书”，不无道理。
其实，这个“谏”字是蛮有讲究的，《说文解字》的意思是“谏，证也，从言，柬声”，好像是指拿证据说话。后来章太炎在讲解《说文解字》时认为：“讥刺当作谏。”（《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中华书局，，页）不过在具体的用法上，各不相同。笔者理解，“谏”往往是对具体的行为和事情的规劝，如李斯的《谏逐客书》或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有比较强的针对性。而《新序》《说苑》的内容不针对国君处理某些具体事情的言行举止，只是通过所叙之事，让读者自己体会其中的道理，有些明显是寓言性质的故事，这与狭义的“谏”还是有些区别的。故《汉书》班固对刘向这类书的概述是“言得失，陈法戒”，同时也“助观览，补遗阙”。比后人称之为“谏书”更为恰当。
前文说刘向的著述是汉代以前的典籍中比较特殊的一类，不仅是因为它们在立意上像小型的《资治通鉴》，还因为在写法上不同于一般的子书。有学者把这类著文体称为“事语体”或“事语类”。而所谓“事语”之称，无论是出自《春秋事语》，还是由“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而来，都是历史叙事，刘向以此类文体著述，用的是所谓“春秋笔法”似也顺理成章。如果说孔子的春秋笔法是用在史书的撰写上，那么刘向是把春秋笔法用在个人的著述中。春秋笔法是将褒贬之意落在微言大义上，在撰写过程中对已有的史料有笔有削。笔者，是指在原来的材料上有所添加；削者，则是在已有的史料上有所删除。这一增一减，费工夫花心血，故撰写者很少出面评点，直抒己见。
这类文体的运用，表面看是作者的选择，就像其辑录编撰《战国策》这般熟门熟路，其实也是时势所致。随着汉代大一统集权制度的建立与巩固，大臣们建言的环境日见逼仄，所以看似同样的文体，也反映出时代和言论环境的不同。
先秦时期，君王的威权虽然不容置疑，但是君臣之间的关系还有某种对等，臣子可以直言，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有点像今天大型企业的“霸道总裁”与手下员工的雇用关系，即员工可以直言，发表自己的看法。如言语不合，大不了走人，所以在那个时代，是游士最活跃、最风生水起的年代。经秦代到汉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腔调，已经由诗歌言辞落到了现实的君臣关系中，这就有了人身依附关系，臣子少了人身自由，也就少了言论自由，所以才高如贾谊，下笔《过秦论》气势如虹，上《治安策》《论积贮疏》振振有词，后来贬为长沙太傅，再被圣上召回，在文帝面前也只能“不问苍生问*神”。这一前一后的变化，就很能说明问题。至于刘向，尽管是汉室宗亲，也不免因言获罪（反对宦官），先被下狱，后被谪为庶人，汉成帝登基后，“向以故九卿召拜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数奏封事，迁光禄大夫”（《汉书·楚元王传》）。其人生起落，宦海浮沉，世家背景（刘向为汉高祖弟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加上宏富的阅历，深邃的感悟，使其在《新序》和《说苑》等著述中，将史料和小说家言混为一体，虚实合璧。读者感觉其来有自，很难区分哪些是言出有据，哪些是向壁虚构。
03
一般认为，历史故事或历史小说是在文献和史料的基础之上加工而来的，即文学叙事是在历史叙述基础上的虚构，但是情况总有例外。年少时读《三国演义》，以为那就是历史（其实不仅是《三国演义》，读其他小说亦如此，在缺少人生经验的年纪，小说就是历史），及至年长，知道《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的区别，所以《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只要《三国志》中无记载，就表明是罗贯中的虚构，或者先由民间说书人敷演，后经罗贯中加工成小说。但也一直怀疑那段著名的《隆中对》有多少历史真实性，即有多少历史可能性？诸葛亮高卧隆中，吟风赏月，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尽管自比管、乐，毕竟未出茅庐。岂料他早早就认定天下大势三足鼎立，而且先巧取荆州，后并吞益州的顺序也一锤定音，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格局就此奠定。加之文字铿锵，有口语之朗朗上口，有书面语之意蕴隽永，故笔者以为一定是小说家言。后来查证，发现如此脍炙人口一气呵成的文字是出于史家之手，罗贯中竟没有多少更动，几乎就是从《蜀书·诸葛亮传》中挪用过来的。这里不妨重温一下：
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将*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以向宛、洛，将*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显然这是历史虚构在前，而小说家照搬史料于后，这种情形绝不只出现在《三国演义》中，古今中外的文学著作中比比皆是，真可谓文史一家。难怪美国学者海登·怀特将“历史作品视为叙事性散文话语形式中的一种言辞结构”，并揭示，“它们包含了一种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一般而言是诗学的，具体而言在本质上是语言学的”（海登·怀特著，陈新译，《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序言，译林出版社，）由此，所谓“元历史”说到底就是一种叙事。海登·怀特的说法和中国古人的“六经皆史”有异曲同工之妙，即认为，各种学问、学科和文体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不能以胶柱鼓瑟的态度来对待各种学科分类，说历史是一种叙事，反过来也成立，即一切已完成的叙事就是历史。
当然，历史文献或历史上的叙事文本并非历史本身，只是某种历史的表征。但是后人也只能通过这些文本了解历史，并用自身的经验和事理逻辑来判断其真伪或产生的影响。即有些历史事件在发生时就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另有些事件只是发生在文本中，只对后来者产生影响。刘向的《新序》和《说苑》似属于后者，因为笔者怀疑他的著述对当时的为*者未产生过什么效用。且不说当*者是否有空浏览，一般而言，大而化之的“以史为鉴”的材料，都不能对当下的*治和社会管理的运转产生直接的效用。
不过无论如何，这两部书是寄托着刘向的治国理想的：约束为*者，规劝为*者。从君王到官僚阶层，再到官僚后备人才队伍的儒生，均是书本的规劝对象。有研究者认为，刘向的著述“兼综九流，牢笼百家”，但是体现的基本还是儒家理念，一二三四，理由颇充分（王锳、王天海译注《说苑全译·前言》，贵州人民出版社，）。其实区分儒家和其他诸家，特别是与法家的不同，最简单直接的方法是看其基本理念是制约为*者，还是制约民众？约束为*者，希望高居庙堂者能施行仁*，以教化民众的是儒家；反之，向君王献驭民之术，以图控制民众，将国家权力运用到最大化的则是法家。民众可以是乌合之众，为*者也可以是贪赃枉法，沆瀣一气。但是社会的浩然正气的确立，必然来自上层的为*者和他们的后备队伍，来自他们内在的道德律令。今人可以批评刘向等只强调儒家的修身，而没有对权力制约有所认识，或者批评他没有从制度上提出某些更加有效的措施等等。然而这是儒家思想的局限所在，要突破这些局限，是另一个很大的题目。
供稿
蒋原伦
编辑
曹峻
责编
任雅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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