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聂士成离开中俄边境向朝鲜进发，寻至晖春。当地官员建议开通温贵海口，以避免由俄国海参崴转运粮食，承担高额税收。在考察朝鲜后，聂士成深感朝兵布防松弛，部分重镇甚至“兵有虚名而无实人”[2]219。如镜城仅有300人驻扎，另有200人散管各县。到富宁府时，朝鲜官员向聂士成述说财*窘境，“亏韩钱四千余吊”[2]221。于此，聂士成痛心疾首，感慨万千：“朝鲜……种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积，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笔谈数十句，多半费解，谈时务辄加菲薄”[2]221。缘此，他建议朝鲜开办洋务，开通海口，布列船只，筹得钱款，运输货物，并建议清廷“因地制宜，作先发之举，保卫边疆，保护友好邦邻”[3]13。
从来就没有卑微的生命，只有卑微的态度
全书似乎关于传媒问题的论述都是围绕传媒权力这个中心议题展开叙述的，作者显然不是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传媒所具有的传播效果对于受众产生的线性和垂直的影响。因此在全书之初，作者就提出了一种重构传媒权力的方式，提出重置语境化的问题。在新语境下，作者产生了一些关于大众传媒的疑问，首先，大众传媒而今是否依然存在？显然，作者不是关注于这个层面上的存在，不是关注于传媒物质性的存在，而是将目光放到大众传媒这个层面上进行思量，这是一个观念的转变。一档电视节目可以满足诸多受众的需求的时代一去不返了，受众呈现分化，专业性媒介的增多和卖方市场的分化使得以往观念下的电视生产模式迫切需要转型。其次各种各样话语身份出现，传媒媒体主宰公众话语，引领公众的舆论导向，与公众创立的共谋关系的功效开始逐渐削弱，也尽可能根据受众的需求进行发声。